明报是不是光明日报？明报月刊与明报的区别

本文目录

• 明报是不是光明日报
• 明报月刊与明报的区别
• 明报什么时候创立的
• 金庸先生创立的“明报”，影响力如何

明报是不是光明日报

不是《明报》是现今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，1959年查良镛（即金庸）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。 《光明日报》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。创刊背景是我国经过了30年的解放运动，特别是3年的解放战争，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治，打垮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，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。在建国的前夕，《光明日报》诞生了。

明报月刊与明报的区别

《明报月刊》在1966年1月创刊。这本以“文化、学术、思想”为主的月刊，一开始便锁定以全世界的华人学者、知识分子为对象。《明报月刊》创刊号“发刊词”强调，“这本刊物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”。“《明报月刊》是亚洲、欧洲、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”。金庸在致纽约《留学生季刊》发起人姜敬宽信函中表示，所以用《明报月刊》这个名字，只是表示《明报》愿意承担这份月刊的亏累。“月刊的言论和立场必须是独立的，……除了名称与《明报》有关系外，杂志内容完全独立，不受《明报》部的干预……”金庸还强调，《明报月刊》的宗旨，是“‘五四’时代的北京大学式”、“抗战前后的《大公报》式”，能够以“严肃负责的态度，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，能够有积极的贡献”。 为了强调《明报月刊》非牟利的学术地位，自第四期起，在版权页上注明下列英文声明： A Non-profit Magazine Promoting Culture and Understanding 1967年4月号，《明报月刊》又把这句话改为： A Non-profit Magazine for the Promo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al Exchange 《明报月刊》把这句话译为“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”。到了1970年2月号开始，《明报月刊》版权页上删去了这段英文。同期“编者的话”向读者解释，取消这句话，“并非说今后就不以‘文化交流与推广知识’为我们的目标，也不是说我们今后就孳孳为利。我们的目标仍是一样，只是我们觉得标明‘非营利’这三个字大可不必。这会给人错觉，我们领了什么津贴，不愁钱，所以不营利”。 《明报月刊》创办后，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好的反应，第一号印了四千份售清，三个星期内要加印五版。这份月刊虽然没有为《明报》赚到什么钱，却为《明报》及金庸赚到了良好的国际声誉，也为《明报》凝聚了一批海外知识分子。以1979年12月号的《明报月刊》的发行来看，共发行了34,830本，海外占12,130本，为全部发行的百分之三十五，其中美、加、英三国共占6,650本，新加坡2,100本，马来西亚500本，澳洲300本，泰国270本，巴西250本，另其他各地共计2,060本。最高峰时期曾销四万余本，到了八十年代，月刊销量下降至一万多本。 金庸在筹备《明报月刊》时，虽然向海外华人学者表示，一个事业要长期存在，就要“企业化经营和管理”，但是月刊的运作，还是很精简，很原始的。《明报月刊》委员会的办公地点，在创刊初期并不是与《明报》在一起的，而是在礼顿道2号A二楼，即金庸日间写稿休憩的书房。《明报月刊》初期只有一位主编，是金庸，一位副兼校对，是王世瑜。王世瑜了月刊二十多期之后，转而协助潘粤生筹备出版《明报周刊》，而《明报月刊》则改由胡菊人负责。 胡菊人自1967年起，即出任《明报月刊》总，直至1979年止，历时12年，是《明报月刊》任期最长的总。胡菊人一名，几乎等同于《明报月刊》。 胡菊人，生于1933年，本名胡秉文，广东顺德人，13岁到香港，一直半工半读，1961年在珠海书院英语系毕业，后出任《中国学生周报》社长，1963年至1966年在香港《今日世界》丛书部任职，1967年起出任《明报月刊》总。胡菊人既是香港报坛上的著名专栏作家，也是文学批评家。他著有《小说技巧》、《文学的视野》。他所关注的，有“文学”的范畴，也有“中国”的范畴。他反对中国文学在创作上西化，也反对文学批评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和思想体系。这种以中国为本的人文思想，无疑也进一步强化了《明报月刊》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。可以说《明报》能蜕变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，《明报月刊》和胡菊人的贡献，不可忽略。

明报什么时候创立的

1959年成立的1959年，查良镛出资8万，沈宝新出资2万，共同创办《明报》，每日出版一张。创刊初期，沈宝新管营业，金庸负责编务，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。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，改变新闻路线，金庸更是抱病撰写《神雕侠侣》，但是《明报》还是一步步滑向“声色犬马”之路，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，第一年亏空严重。”《明报》的老员工都记得他当年辛劳的身影，一方面经常要通宵写稿，另一方面又为经济问题苦恼不已。有传说，一段时间他要靠典当来维持《明报》。 据《明报》老职员回忆：“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，下午工作倦了，叫一杯咖啡，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。” 那时，金庸住在尖沙咀，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，要改乘俗称“哗啦哗啦”的电船仔渡海。每当他们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早已停航，只好改乘电船仔渡海，但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，船费比较便宜。如果要即到即开，需要包租费三元。他们夫妇宁愿捱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，也不愿包船过海。咖啡、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而已，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。

金庸先生创立的“明报”，影响力如何

大陆的很多人知道金庸都是因为武侠小说，甚至更年轻的人是因为电视剧才知道有金庸这个人。其实金庸的影响力远不止武侠小说，他创办的《明报》成为两岸三地，以及海内外关注政治的华人都非常喜欢的报纸。

在香港，文化人多少都跟《明报》和金庸有过关系。所以，金庸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的地位就相当于他小说中的武林盟主。

那个年代的香港新闻出版行业其实充斥着黄色、花边等各类新闻，而在那个时代只有金庸和他的《明报》是坚持走客观、公正的态度，针砭时弊谈论天下时事的，因此《明报》在读者心目中地位是相当高的。

金庸创办的《明报》其实很具有他个人的色彩，强烈的爱国心、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、政治上的实用主义、个人英雄式的竞争心理。也正是这些精神让《明报》成为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，前无古人，后启来者。

几十年来，《明报》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，很多香港的名人都是看着《明报》长大，而后来内地新闻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年代里，很多新闻人也参考了《明报》的创刊思路和文章写法。

时至今日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，已经很难再有报纸能够达到《明报》当时在香港掀起的那股浪潮，可是如今网上的很多文章，依稀可以看出那时《明报》社评的影子，这就是传承的力量，是金庸先生开创了一个时代。